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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在能源领域，美国电池储能行业正面临着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十字路口。尽管高关税政策如阴云般笼罩，但该行业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却呈现出一种难以割舍的持续性。这一现象背后，是能源行业在政治变革浪潮中的起伏与挣扎，以及对牛顿第一运动定律在现代能源转型中的独特诠释。
回顾历史，上世纪七十年代，卡特总统为应对能源危机，在白宫屋顶安装太阳能热水器并大幅增加光伏投资，使美国一度成为全球太阳能领域的领头羊。然而，随着里根政府时期油价的下跌，美国对太阳能的投资戛然而止，太阳能产业仿佛陷入了一种长期的停滞状态。
但如今，能源转型的惯性似乎已站在了变革的一边，推动着行业不断前行。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的数据显示，2010年可再生能源仅占发电量的10%，而到了2020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20%。太阳能部署更是呈现出爆发式增长，从2016年到2019年翻了一番，又从2020年到2023年再次实现翻倍。然而，与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时期不同，能源转型如今成为了特朗普竞选活动的焦点之一。
从削弱《通胀削减法案》（IRA）到提高关税，一系列政策操作可能会对能源转型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对能源储存领域。这主要是因为，该行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价格低廉的中国制造磷酸铁锂（LFP）电池。在电池存储制造领域，成长的阵痛如影随形。2024年5月，拜登政府率先发难，宣布自2026年起将中国制造电池的关税提高25%。此举旨在结合先进制造业税收抵免和国产产品投资税收抵免等附加措施，加速美国本土电池制造业的发展。目前，美国已有超过80GW的储能电池制造产能规划在案，预计在2028年前陆续上线。但现实情况是，新制造基地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难，预计在预定时间框架内，真正能够上线的产能只是冰山一角。
据预测，明年将面临63%的供应缺口，而到了2028年，这一缺口比例仍将高达29%。这种生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有的税收抵免补贴政策，该政策已经赢得了部分共和党人的支持。2024年8月，18名共和党国会议员签署了一封信，其中14人成功连任，这一举动无疑为税收抵免补贴政策的延续增添了一丝曙光。
然而，如何填补剩余的供应缺口，仍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难题，取决于诸多难以预测的因素。美国清洁能源伙伴组织（CEA）分析认为，若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增税，2025年来自中国的电池供应量将大幅下滑，而从其他国家（主要是韩国）的进口量却难以弥补这一缺口。时间紧迫，美国本土制造业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张产能，以填补日益扩大的供应空缺。
2024年5月，拜登总统宣布，自2026年起，根据301条款，针对中国制造的电池将增加25%的关税。而在特朗普任内，这一关税可能会进一步扩大至60%甚至100%。然而，美国电池行业对中国进口锂化学品的依赖程度依然很高；若提高这些关键原材料的关税，可能会削弱《通胀削减法案》下的补贴效果，进而降低美国在全球电池储能领域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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